云上融媒新媒体中心发布牛弘配资
在突围中建构批评的精神谱系
——评周明全《第七代批评家》
王海东
文学批评史的代际划分，从来不是冰冷的年龄切割，而是精神脉络的传承与突围。从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批评家以“新美学原则”打破“一体化”桎梏，到新世纪以来青年批评家在学院体制与市场浪潮中寻找坐标，每一代批评群体的登场，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学命题。周明全所著《第七代批评家》以访谈为舟，载着二十余位“第七代批评家”的思考与挣扎，在文学批评的长河中划出了一道独特的轨迹——它既不是对前代之功的简单承袭，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随，而是一群群求“突围的读书人”，用真诚与睿智，为当代批评建构着兼具传统体温与现代锋芒的精神谱系。
并蓄“学院”与“野狐禅”优势的身份突围
於可训在代序中曾感慨：“古之学者没有学科壁垒，也没有急功近利的目标，学问多出自读书心得，故以读书为治学要务，观览务求其博。”这一感慨，恰是理解“第七代批评家”身份特质的钥匙。与第五代批评家作为“立法者”的时代姿态不同，第七代批评家的成长语境，是学科分工细密化、学术评价量化的学院体制，也是媒体狂欢、信息碎片化的公共空间。他们既受益于体制的扶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机制、《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的推介等，让这代人得以集体登场；又始终警惕体制的规训，试图在“学院规范”与“批评锐气”之间找到平衡点。
展开剩余86%这种平衡在刘大先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作为“第七代”中的佼佼者，他既有“学院派”的严谨训练——从民族文学研究到“文学共和”理论的提出，皆植根于扎实的学术谱系；又带着“野狐禅”的疏离姿态——“以其疏离学院规范的‘他者’身份从事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深入民族聚居区做田野调查，将批评“写在大地之上”。他直言“批评家与作家可以是对手但不是敌人”，既拒绝“表扬家”的谄媚，也摒弃“酷评家”的刻薄，这种“不偏不倚的锐度”，正是第七代批评家对“批评伦理”的重新定义。周明全本人亦如是，他兼具文学组织者、编辑、学者多重身份，在“博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小说的文与脉”展开论述，其文字“元气淋漓，生气灌注”，恰是於可训所赞“古之学者”的遗风——不被单一身份束缚，以读书为治学根本，以思考为精神底色。
这种身份突围的关键在于对“专家”与“读书人”的清醒辨析。第七代批评家大多拥有学院背景，却拒绝成为“只读专业之书，而不涉其他”的专家。张莉深耕女性文学研究，却不局限于性别议题，而是通过“原典导读”课引导学生“不做庸常之言”，在鲁迅、沈从文的文本中发掘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黄德海从当代文学批评转向《诗经》研究，不是复古怀旧，而是“试着让古典跟现在发生关系，参与到现在的精神情境中来”；金理以“现代名教批判”为课题，却始终警惕理论的空转，强调“批评要对语言付诸真诚的感情”。他们深知，批评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学科的壁垒，而是来自“打通古今、融贯中西”的视野——正如周明全在访谈中所强调的，“一个做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人，返身去研究古典，比一直沉浸在古典中的人更有优势”，这种优势，正是源于对“读书人”身份的坚守。
第七代批评家不再困于身份之争，学院派还是野狐禅？不执于一端，或不争孰是孰非，而是兼收并蓄，优势互补，以增益自身的文学批评内功。
兼容“在地性”与“开放性”的实践路径牛弘配资
文学批评的生命力永远植根于具体的文学现场，却又需超越现场的局限，抵达更广阔的精神疆域。《第七代批评家》最动人的地方，莫过于它呈现了这代批评家“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实践路径——他们不回避当下文学的困境，却也不沉溺于困境的抱怨，而是以具体的研究为支点，为当代文学寻找突围的可能。张莉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堪称“拓展文学边界”的典范。她不认同将女性文学窄化为“中产阶级女性的自我倾诉”，而是通过编选女性文学年选、开设“女性文学课”，试图“将每一年散落在网络及各种期刊上的女性短篇小说收集在一起，形成多声部、多维度、众声喧哗、杂花生树的女性之声”。她敏锐地指出，强调女性文学不是“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正如铁凝《玫瑰门》、王安忆《长恨歌》所展现的，女性的视野中既有“两情相悦”，也有“山高路远”。这种研究，不是将女性文学圈定为“小众议题”，而是让女性经验成为理解整个时代精神的重要切片——当她提出“新的性别观时代已经到来”，实质是在呼吁一种“不分高下、彼此尊重”的性别伦理，这种伦理，恰是当代文学最需要的精神资源。
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的倡导，则打破了地理空间的凝视与固化。他不满于传统“南方写作”将南方视为“北方的依附性结构”，提出“南方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和北方是平等的”，强调南方的“海洋性”与“临界性”是对“中国现代汉语写作太执着于‘有’”的反拨。这种思考，不是简单的地域文学划分，而是对“去中心化”的文学生态的追求——当他说“新南方写作是指向政治地理学空间和跨文化互动的一种辨认”，实质是在追问：当代文学如何摆脱“中心—边缘”的思维定式，在多元互动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这种追问，直指当代文学“同质化”的困境。而他对“80后”代际标签的反思——“代际标签已经失效，历史不是线性地往前走的过程，它会有停顿、有重复，甚至有倒退”，更显露出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清醒。
黄德海对古典的回望，则为当代批评提供了“传统转化”的范本。他研究《诗经》，不是为了考据字句，而是“试着用古人的思路来读这首诗，看看能出现什么效果”；他编选金克木的著作，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从金克木“在艰难的环境里成就自己”的经历中，寻找当代读书人的精神坐标。他提出“就改善你自己好了”，看似温和，实则锐利——在批评沦为“利益交换工具”的当下，这种“向内求索”的姿态，恰是对“批评尊严”的重建。当他说“古典不是古人之糟粕，而是参与当下精神情境的资源”，实质是在提醒：当代批评不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二选一，而是要让传统成为照亮现代的一束光。
通过自身的实践，打破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寻找契合自己的平衡点，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知识与方法。
兼具“有效性”与“尊严”的困境自省
一部真诚的批评著作，从不回避批评自身的困境。《第七代批评家》的价值，不仅在于呈现第七代批评家的成就，更在于它直面了这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与现实挑战——学院体制的量化考核、批评圈子的利益纠缠、批评有效性的丧失，这些问题，在访谈中被坦诚地提及，没有丝毫掩饰。
学院体制对批评的规训，是第七代批评家最深的痛感。李遇春直言“学院批评在过于僵化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支配下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学术期刊的等级制暗中规训了学院批评的自然生态”；何同彬则犀利地指出，很多学院批评“表面上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骨子里是语言的空转”；王晴飞更调侃，有些批评文章可以用函数公式概括：“f(x)=y，x是作品，f是文艺黑话，y则是评论文章”，只要将作品放入黑话算法，就能批量生产评论。这种“C刊体”的泛滥，实质是批评对“量化考核”的妥协——当批评的价值以“发表刊物级别”“引用率”来衡量，批评的锐气与真诚便会逐渐消散。正如霍俊明所警惕的：“当诗歌面向大众空间的时候，这种长久的诗歌隔膜并没有消解，而是变得越发具有戏剧性”，批评何尝不是如此？当批评沦为“体制内的敲门砖”，它与文学现场的距离，便会越来越远。
批评圈子的“利益化”，则让批评失去了应有的锋芒。王晴飞批评“媚少”现象——“很多青年作家，若不是这几年各类刊物疯狂地抢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的刊物对稿件质量的要求，连发表都难”；何同彬则直指“圈子化”的本质：“为了某种共同体规则和利益，大家都秉持着和气生财、避免冲突的原则展开文学对话，缺少碰撞、交锋和野性”；岳雯更将“道德”视为批评家的第一准则——“对于批评家，道德是第一位的”，这里的“道德”，实质是批评家对“真诚”的坚守，是拒绝将批评沦为“人情往来的工具”。当金理说“做同代人的批评，要避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小圈子”，他实质是在呼吁：批评的价值在于“与作品的对决”，而非“与圈子的妥协”，这种对决，需要批评家有“深入对手内部逻辑”的勇气，也需要有“不随波逐流”的定力。
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是这代人面临的终极挑战。霍俊明追问：“当代汉语诗人的‘杜甫’或‘李白’在哪里？”黄平反思：“当我们谈‘东北文艺复兴’，我们究竟在谈什么？”何同彬则感慨：“现在敢于‘直言’的评论家往往都是‘寂寂无名’之辈，或者只敢化名到豆瓣评论区去发发牢骚”。这些追问，实质是对“批评为何存在”的重新思考——批评不是为了给作品贴标签，不是为了在学术体制中谋得一席之地，而是为了“在文字的褶皱里发现时代的精神密码”，为了“与作家一起探索文学的可能性”。正如刘大先所说：“批评的民主是指公共空间的开拓，各种话语都有论辩的可能与机会”，批评的有效性，恰恰来自这种“开放的论辩”，来自批评家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当批评能够照亮作品的隐秘之处，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能够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它便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结语：批评作为精神的对话
周明全在访谈中曾说：“文学研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这句话，恰是《第七代批评家》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这部书不是对“第七代批评家”的全景式盘点，而是一场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是周明全与批评家们的对话，是批评家们与文学现场的对话，也是这代批评家与古今中外“读书人”的对话。
第七代批评家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提出了多少惊世骇俗的理论，而在于他们在“碎片化”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博观”的视野与“真诚”的底色；不在于他们彻底解决了当代批评的所有困境，而在于他们敢于直面困境，并用自己的实践寻找突围的可能。他们既不背对传统——从黄德海的《诗经》研究到李遇春的旧体诗词整理，都彰显着对传统的尊重；也不盲从西方——从刘大先的“文学共和”到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都扎根于中国的文学现实；他们既不沉溺于学院的象牙塔，也不迷失于市场的狂欢，而是在“学院”与“大地”之间，寻找批评的立身之地。
於可训在代序中引刘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以此赞美周明全的“博观”。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第七代批评家——他们正是在“操千曲”“观千剑”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建构了自己的精神谱系。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这代批评家的探索，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它提醒我们，批评的本质永远是“精神的对话”，是批评家与作品的对话，是批评家与时代的对话，也是批评家与自我的对话。
当我们在这个“无真相、无共识、没有确定性”的时代里重读《第七代批评家》，便会明白：批评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外部的光环，而是来自批评家内心的“敬畏之心”——对文学的敬畏，对读者的敬畏，对自我的敬畏。一如岳雯所说：“批评家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负责”，正是第七代批评家留给当代文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下的独特注脚。
作者：王海东，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孔学会副会长、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出品：云上融媒新媒体中心
作者 ：王海东
编辑：王梦娟
审核：万端端
终审：马 滨
校对：陶思源牛弘配资
发布于：云南省财盛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