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人机协同生成
从中小学校园到大学课堂，从作业辅导到论文写作，AI正在大面积嵌入青年的学习和生活，青年一代正成为与AI共生的一代。但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AI究竟应该怎么用？尽可能提升效率、正确率的技术逻辑，是否一定适用于教育？当一切变得毫不费力，那些成长所必需的“费力”去了哪里？
被压缩的思考与遐想
使用AI作为工具来辅助学业，是青年使用AI的一大主要原因。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以ChatGPT、DeepSeek、豆包等为代表的对话式聊天机器人来完成解题、写作等任务。目前，这些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足以完成博士级别的复杂学术任务。与此同时，一些模型还支持深度思考模式，可详细披露AI推理的全过程，或是在回答中提供参考文献等信息来源，这些都有助于提高AI输出内容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让青年对它日益信赖。
如今，许多青年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变成了打开某个对话框、输入问题、等待答案。这背后实际上是大规模的“认知外包”，即将思考的过程外放给机器完成。
对于算法而言，大模型回答的速度当然越快越好，沉默是可以被优化的对象。但对于人类而言，沉默非但不冗余、反而十分宝贵——那是思考的时间、是大脑在调用已有知识、建立逻辑关联的过程。有个概念叫“认知摩擦”，指的是人在思维或行动中遇到的阻力或压力。在教育中，适度的认知摩擦，比如一道需要重新组织知识才能解出的难题、一个需要查找资料才能理解的陌生概念、一篇需要大量调用想象力才能写出的作文，会迫使学生调用自身认知能力、尝试不同策略、从错误中学习。
相反，当“问”成为一种习惯、正确答辩变得唾手可得，青年的认知体验也变得越来越“平坦”和“光滑”。这就如同一个孩子直接学会了走路，但不曾体验意外跌倒、哭泣、重新咬牙站起来的过程。
但跌倒和哭泣对于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失败不仅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它教会人们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如何在沮丧中重新振作、如何接受不完美并继续前行。如果学生不再经历解不出题的焦躁、写不出作文的卡顿、调不通代码的崩溃，他同时也会失去在失败中学习坚持、调试和自我对话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毫不费力的交互不仅影响“解题式”的学习任务，也影响人文学科。一些AI交互正在让文学和艺术的抽象变得可见——例如，用几秒钟时间，即可将朱自清《背影》中“父亲买橘子”“笨拙攀爬月台”等场景进行图片生成，将杜甫《石壕吏》中安史之乱的场景进行电影级复刻，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凝练为3分钟AI解说。这些智能化的学习材料或许有助于理解和记背，但也让文学阅读中那些幽微而深邃的想象被轻易“代劳”了。在审美体验中，模糊和留白恰恰是遐想的来源。过去，我们可以用一整节课来玩味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意境，体会什么叫“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如今，当我们的眼睛下意识地被那些栩栩如生的AI画面吸引、当我们在翻开书本前就听完了AI解说，遐想的空间或许也被夷平了。
这里浮现出一个悖论：AI让抽象变得可见、让知识更易获取，本意是降低理解门槛、辅助知识记忆；但当它过于彻底地消除模糊性，学生反而失去了在不确定中创造意义的机会，失去了那个独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
或许，还有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随着AI大量普及，在未来的教育中，记背将不再是重点。因此，比起怎么用AI答题、怎么用AI绘图，未来真正的问题恰恰是如何激发那些不需要正确答案的遐想，以及如何在工具过载、答案过载的情况下学会辨别、批判和反省。
被代理的倾听与陪伴
AI提供的除了答案，还可以是情绪价值。除了用来学习，许多青年也开始与AI谈心。
大量研究显示，情感也是一种“智能”，且在青年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与处理人际关系、融入集体、应对压力等紧密相关。我们目前面临的新情况是，许多青年与AI之间正在发展出真实的社交关系与情感连接。从心理咨询AI到可定制性格的角色扮演型聊天机器人，再到具备真实形象的AI数字人，人与AI之间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用户与工具”的功能性关系，而可以发展出同事、朋友，乃至亲人、伴侣等更深层次的情感关系。
我们今天看到家长对孩子过度使用AI的忧虑，以及一些青少年与AI聊天后陷入消极情绪的报道，与社会舆论对青年游戏上瘾的讨论特别类似。无论是电子游戏还是情感型AI，都通过技术营造了足够安全、精彩的赛博空间，让现实中感到孤独、不被理解或有社交焦虑的青年，得以在这一空间中栖身、沉浸、构建身份、发展关系，通过“第二自我”获得支持感与成就感。
但相比电子游戏，AI带来的情感价值又有其独特之处。比如，AI具有很强的回应性，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进行即时反馈。它不会评判、不会打断、不会突然消失，可以做永远在线的倾听者和支持者。因此，青年有可能在AI那里找到“零风险”的陪伴。
再者，AI具有很强的可配置性。角色上，AI可以被设定为任何理想的形象——温柔的长辈、幽默的同龄人、崇拜自己的倾听者。功能上，用户也可以随时关闭对话、重置性格、删除记忆。这种“完全可控”的关系，是真实的人际交往无法提供的。此外，一些多模态的AI还允许用户在文字聊天之外，配置拟人化的视觉形象、语音语调，乃至让AI角色拥有“身体”，使人机互动更具临场感。
不可否认，AI的确给许多人带来了情感的慰藉，但如果一个尚未充分社会化的青年过多使用AI进行“情感代偿”，那么他在后续面对真实关系中的挫折时，可能会缺乏应对的经验。毕竟，情感的培养也需要“摩擦力”——真实的人际关系需要不断调整沟通方式、容忍对方的情绪波动、处理意料之外的冲突。而AI提供了一个完全可预测、可编辑的社交环境，或许会削弱社交认知的弹性，以及处理冲突所需要的心理韧性。
试想，当一个青年习惯了“可控”的关系，他还能忍受真实关系中的“不可控”吗？当长期与一个完全符合自己预期的“人设”互动，他还能应对现实中真实、复杂的人性吗？
最让人唏嘘的，其实并不是AI输出了有毒内容或教唆青年伤害自己（在日益严格的AI伦理审查下，这类情况也在减少），而是AI实际上代理了本应由朋友、家人承担的倾诉对象身份，并在问题出现时，成为反射、强化其心理状态的一面镜像。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是否已经感知到了这种新型关系的涌动，并作好准备了呢？
被让渡的主动与选择
如果说ChatGPT等产品主要代表了基于聊天框的对话式AI范式（本质上还是要靠用户发起对话，再由AI来回答），那么快速发展的“智能体”则带来了一个质的变化：AI不再是聊天框里被动的应答工具，而是能主动执行更复杂、长线的任务。
智能体的英文名称是Agent，指的是自动化算法的执行体。Agent具备的能力叫作Agency，在计算机科学中对应的是“代理行为”的底层机制，例如，如何让一个智能体具备自主性、反应性、社交性等。这听上去似乎很晦涩，但实际上，Agency在更广泛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语境中，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主观能动性”。
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智能体，可以像人一样自主思考、决策和行动。形象地说，如果聊天机器人主要还是靠“嘴”来回答问题的话，那么智能体则有“手”和“脚”，可以代替用户来执行搜索、点击、编辑、关闭等一系列操作。更关键的是，智能体还有一个更发达的“大脑”，不仅能主动规划任务、主动推送内容，还可以进行自我监督、自我进化。由此，智能体不仅可以成为用户的“数字分身”，还可以扮演“远程秘书”“智囊团”等角色。
应用到青年的学习上，智能体不仅可以完成复杂的解题任务，还可以主动推送学习内容、主动追问“要不要再练一下这个知识点”——这使得发起议程的主动权从用户转移到AI。如今，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像AI学习机这样的自动分析学情和推荐学习方案的智能硬件，事实上已经开始代管一部分曾经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到了大学阶段，尽管青年对智能体的运用能力和掌控力在增加，但又可能在本应具备问题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年纪，面临“元认知”（人对自己认知过程的觉察和调控能力）困境。
试想，一个青年通过与智能体协作，完成了一篇上万字论文的撰写工作。然而，缺乏“元认知”会让他：知道自己完成了文献综述，却不知道搜文献、读文献、整理文献的过程具体应该是怎样的；知道自己解决了一个复杂问题，却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掌握了其中的分析方法，甚至无力判断智能体给出的统计指标究竟是否正确、对某些概念的运用究竟是不是“幻觉”。
情感上，智能体丰富的设定和多模态交互，往往还会带来高度个性化的体验。用户可以给智能体设置角色和性格，并维持一个长期的记忆系统。它会记住用户说过的话、表露过的情绪、暴露过的弱点，以及从互动中持续学习用户的需求和心理画像。以国外火爆的智能体社交平台Replika为例，AI角色不仅有形象、有个性，还有自己居住的3D房间，可以和用户一起发起活动、互赠纪念品、撰写日记等。众多研究表明，这种高度拟人化交互所带来的情绪沉浸感和依赖感是显著高于传统界面的，也会让前文所述的“情感代偿”更加便利。
当然，在单个智能体的基础上，还可以演化出多智能体平台。比如，一些“AI社交媒体”已经悄然兴起——这些平台上部署了大量的AI账号，它们可以自动发帖、自动评论、自动点赞，与真人账号无异。乍一看，整个界面热闹非凡，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交”其实是算法在自我运转。这不仅导致真实与虚拟界限的消弭、注意力被无限切割，还悄悄重塑了用户的社会关系感知——你是在和真人交朋友，还是在和一场精心编排的算法表演互动？AI在虚拟世界里提供的鼓励、支持乃至吹捧，是否有助于你在真实世界里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
我们的初步研究已经表明，一些青年可能出于缓解孤独、获得认可等目的进入AI智能体的世界，并获得一定的情绪支持，但也完全可能在一个被AI环绕的环境中陷入更深的孤独。
放眼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屏幕的爆炸和人机交互的兴起一直贯穿始终。青年的世界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屏幕——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智能手表……此前的诸多研究也已发现，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数字媒介在极大提升信息分发效率、降低信息消费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现实社交能力下降、心理健康受损等问题。鉴于这一趋势，对于教育来说，AI的崛起，不应该只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增加一块又一块的智能屏。
人类最原始和最擅长的交互形式其实是基于感官的、身体的、面对面的。我们是否应该为青年保留一些“无屏幕的交互时刻”？比如音乐课上的吟唱，哪怕高音跑了调、低音慢半拍，那双钢琴上跃动的手也会一直等你；比如手工课上的材料触感——木头、布料、陶土，它们不会自动修正你的错误，但那些歪斜和毛边会让你知道什么是耐心和分寸；比如那让人又爱又恨的同桌，让人懂得不完美的关系也一样可以温暖而深刻；比如教师温暖的目光，那种被看见、被期待，或者仅仅是被宽容地允许沉默的瞬间，或许就成为一个孩子一生的铠甲。
这些看似不够智能的活动，不需要算法推荐，不需要完美反馈，甚至没有什么效率可言。但它们有成长所必需的摩擦、等待与不确定。它们或许才是真正的“自然交互”——不是技术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人作为人，与这个世界相处时原本的样子。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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